近日，阿根廷汉学家理事会召集人，世界汉学中心高级研究员，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教授何广思（Gustavo Alejandro Girado）在阿根廷日报（el diario de Argentina）发表署名文章La tram aregulatoria enel origen de DeepSeek（Deepseek源头的监管框架），何广思教授在文章中总结了西方科技企业与极右翼政治力量主张市场自由、反对监管的立场，并对比了中国在科技监管方面的做法。中国监管机构在行业兴起初期往往采取宽松态度，特别是在政府支持的行业如消费技术领域。随着行业发展，监管逐渐加强，特别是在金融科技领域，中国政府加强了对蚂蚁集团等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反映了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的考虑。中国政府意识到信息科技的重要性，但强调国家必须在监管中发挥作用，以确保信息的使用符合公共利益，防止科技巨头过度集中权力和数据。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监管机构开始关注大型平台如字节跳动的影响，并采取措施规范推荐算法等内容生产与传播。这些整顿措施旨在消除科技公司的不可战胜形象，使其像良好公民一样行事，为党的总体社会经济政治目标做出贡献。文章最后提到，深度求索（DeepSeek）等企业在遵循国家监管、实现共同利益方面取得了成功，可能构成实现“共同富裕”政策的一种范例。

　　以下为正文翻译参考：

　　西方科技企业的新精英阶层及其极右翼的政治新星，像特朗普和米莱，强烈主张市场作为社会生活的组织力量和创新驱动。这种言论实则是拒绝对其相关活动的监管，因为监管首先基于大规模收集个人数据。然而，在一个绝对存在并对信息流通进行严格控制的计划经济的国家中，一个反对者正在崛起。

起源

　　中国的监管机构众多，运作方式也不一致。然而，当它们开始运作时，有一个明显的模式：即在某个行业发展的过程中监管机构的管控可能会非常宽松，甚至可以说是放任，特别是当该产品或服务得到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以促进其增长和扩展的时候。然后，随着特定情况的变化，这些机构随之会变得非常严格。例如，在中国消费技术发展的早期，监管机构坚决反对对这类中国科技公司（如阿里巴巴）实施严格的监管，这些公司在上市时遭到了许多竞争对手（如京东）的投诉。一个行业兴起初期，监管系统缺乏制衡，这使监管机构可以自由决定如何规范这些企业在尚未存在基本规则和典范的行业中参与活动。

消费

　　让我们从宏观经济角度更精确地分析：中国一直在尝试（自四个五年计划以来）使个人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需求变量，以取代出口和公共投资的重要性。这一点本身就值得另写一篇文章，但我提到它是因为必须理解为什么中国首先推动，然后又限制了旨在影响公共消费领域的技术。在2010年代初，中国的优先政策坚定地支持与人们消费相关的技术业务，也正是如此，监管机构对这些企业非常宽容，甚至在面对合并时表现出完全的不作为。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在2015年发出了一个强烈的政策信号，当时推出了“互联网+”倡议，这就是“五年计划”，旨在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和其他物联网（IoT）技术的整合来改善传统生产和服务行业。正因为如此，有些作者指出，消费技术在我们可以观察整个监管周期的问题上提供了完美的案例研究，从早期的监管缺失到后来的“压制”，当科技公司的行为受到限制时。正好两年前（2023年2月13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SAMR，反垄断监管机构）举行了年度反垄断工作会议，并确定了其维护“发展安全线”和加强与国际市场“联动效应”的目标。这一举措表明了中国政府对科技行业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

金融科技

　　当中国网信办（CAC）提出管理生成人工智能（AI）的首个规则草案时，确实非常严格。行业提出了许多投诉，因此在最终草案中，最严厉的法规和限制被淡化，可以说，这是一个强烈的政策信号，即在监管机构中，支持发展的派系战胜了支持监管的派系。在那个推动或促进发展的时期，私营机构在参与这些方案的确定时占有一席之地，因此，马云（阿里巴巴）和马化腾（腾讯创始人兼CEO）都积极参与制定了关于行业该如何运作的官方定义，使中国科技公司成为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者。

　　他们理解了政府的优先事项，并争取政策支持，推动消费科技公司的增长对改善中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现在我们试着将上述内容联系起来），从2015年到2020年的“科技压制”，这一时期确实是中国消费科技的繁荣期，得到了政府的强力支持。更准确地说，从2020年底开始，中国政府加强了对金融科技行业的监管，影响了一些主要的互联网集团，迫使它们在经历了多年的快速扩张后重新严格遵守当地法规，这也使得监管压力变大。

　　请允许我稍作停顿：大约五年前，马云是中国经济显著增长的象征，当时这位中国最富有和著名的商人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在这个增长和扩展的过程中，他的公司阿里巴巴创建了支付宝，开启了手机支付时代，并成立了蚂蚁集团（其金融科技公司），在其备受期待的首次公开募股（IPO）中，预计蚂蚁集团将超过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创纪录上市。当时，媒体将他视为中国的比尔·盖茨或史蒂夫·乔布斯，一个西方风格的商业典范。然而，即使在2020年10月马云发表那个灾难性的演讲（当时他批评了加强对他的企业金融监管的决定）和蚂蚁集团IPO被取消（在发生前48小时，监管机构将其禁止）之前，北京已经有动力来遏制金融科技公司，这是我们希望强调的要点，以理解DeepSeek出现的背景。这些法规的应用体现在蚂蚁集团和中国人民银行（PBOC中国央行）之间的分歧，或者涉及到安邦集团以及明天集团（控制包商银行）的金融丑闻。

监管

　　通过观察监管措施可以发现，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有充分和合法的理由去追查这些公司。政府还宣布了新的隐私法，修改了跨境数据传输的法规，引入了游戏行业的新措施，并禁止了某些类型的内容在互联网上展示。但为什么中国人民银行（PBOC）格外担心呢？因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使命不仅仅是作为中央银行，还必须确保金融稳定。如果蚂蚁集团发生了像包商银行那样的事情，中国人民银行将不得不介入进行救助。自201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发布了加强对金融科技公司监管的规定，并希望实施更严格的资本储备要求，以确保像蚂蚁这样的公司有足够的“后盾”。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Caict）的报告，由于这些规定，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投资和融资在2022年第一季度显著下降，与上一季度相比下降了42.6%，与2021年同期相比下降了76.7%。

信息

　　科技公司的金融服务（如Galperín的Mercado Pago）以及随之而来的监管缺位，导致私人企业家（如扎克伯格、马斯克和盖茨等）掌握了极其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构成了他们业务的核心。特别是，现在IT是具有自主性的行业分支，其质量的增长（或者说其竞争力的增长）取决于拥有的信息是否越来越多，从而再完善这些信息以提供给客户。

　　中国政府目睹了剑桥分析公司与脸书协议的后果，以及美国企业在欧盟的垄断行为及其随后的诉讼影响。当然也注意到西方北半球国家当局在监管方面的努力及其在一个国家往往落后于科技公司及其利益的体系中所面临的困难。

　　我们需要记住，这些公司是通过收集个人数据来获得进展的。中国政府当然意识到集体利益优先于国内著名资本家的个人利益，他们是与西方的科技公司竞争的大型企业的掌舵者。此外，马云是数字支付系统的先驱（他的阿里巴巴催生了支付宝），并从那里扩展到微贷领域，当时这些领域尚未受到监管，使得不具备这项发展的公共银行处于不利地位，危及系统的稳健性，触及了中国金融安全监管层的所有红灯。

中国的人工智能

　　在政策层面上，如果这些海量信息最终像西方那样完全掌握在私人手中，必须加以阻止。当然，这些信息对行业运作至关重要，中国知道这是必需的，但也知道国家不能缺席，因为国家有责管控这些信息的用途、谁从中受益，以及如何均等化这些强大且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所带来的利益——这些企业利用记录个人行为（喜好、习惯）等方法——以便整个社会也能从中受益。

　　总之，通过国家监管来将利益民主化，以确保收入差距不会扩大，所有人可以在科技发展过程中受益。

人工智能

　　我们正处于人工智能（AI）周期的起点。大约在2018年，中国监管机构在看到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以及像脸书这样的大型平台如何操纵公共话语可能带来的巨大政治影响后，开始特别关注人工智能。

　　这标志着对字节跳动（TikTok）等公司的调查开始，也是为什么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在2021年率先发布了规范推荐算法的立法。这一举措催生了所谓的“打压”政策，近年来《经济学人》和《外交事务》多次提到这些政策，强调中国无法在技术竞赛中胜出，因为其政府所谓的压迫性特征和法规扼杀了中国企业家的动力和想象力。他们认为中国在这场竞赛中已经失败。这仅仅是五年前的事情。2022年1月，在九个部委的联合努力下，中国政府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意见》的文件，重申了政府对规范平台企业禁止进行如垄断、不正当竞争和滥用用户数据等行为的承诺。

　　对用于推荐AI生成内容的算法实施的管控是中国在在线信息生产和传播领域实施的一系列最新举措的一部分：这些整顿措施旨在“规范”大型科技公司，以消除它们看起来不可战胜的错觉。更广泛地说，北京已经指出，科技平台应该像良好公民一样行事，承担其内容的主要责任及其商业模式的影响，并为党总体社会经济政治的目标做出贡献（这一点必须强调）。也就是说，集体利益高于一切。这意味着自2020年以来的整改针对了许多与科技行业相关的过度行为，这些行为在西方北半球逐渐显现，包括企业商业化使用用户数据（甚至非法塑造主观以诱导用户行为，这一事件已被证实并受到了审判），到平台对外部商家施加的繁重和反竞争条件。中国希望避免科技公司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中的所作所为，特别是避免信息和数据掌握在那些为自身牟利的人手中的后果。最近，深度求索（DeepSeek）证明了在遵循自己的道路、使用非前沿技术、配合国家监管、为实现中国共同利益—已然是一个民族问题—为目标的情况是可行的，这可能构成实现习近平主席标志性政策“共同富裕”的一种范例。（郭佳琪（译）/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24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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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何广思（古斯塔沃·亚历杭德罗·吉拉多Gustavo Alejandro Girado），阿根廷汉学家理事会召集人，世界汉学中心高级研究员，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教授，第十四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得者。他研究中国和中国问题长达25年，发表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百余篇，多次受邀访华，迄今已培养了50余名中国青年研究学者。代表著作《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亚洲巨人巨大发展的原因》在拉丁美洲产生了较大反响，被阿联邦众议院宣布为国家“文化财产”。2020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他十余次在当地媒体主动发声，全面客观地向公众介绍中国抗疫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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